我的爷爷吴觉农

　　一年多来，为了收集爷爷他们那一代茶人的故事，我走访了北京、上海、浙江的许多茶人，也读过爷爷在上世纪20年代写的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慷慨激昂的为农民呼喊的声音。在他以后的60多年里，无论身处任何情况、任何地位、任何环境，他都在为农民着想，为他们说话。今天想来，那是多么的可贵。

　　爷爷从小就在田里、在菜园里劳动。他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农民在20世纪初的生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御风寒，抗炎暑，劳苦的情形，是任何人所想不到的。可是无论怎样辛勤艰苦，无论以全家族的劳力胼手胝足地劳作，总是在饥寒非人间的地位之下！”总是在借贷，总是在还债。在爷爷的一生里，他从没有忘记在他小的时候，看到立在县衙前的“站笼”，那是用来对“大多是缴不起租税的农民”施酷刑的工具。夜深人静时，爷爷可以听见“惨不忍闻的哀号悲泣之声”。

　　上世纪20年代中期，爷爷在安徽农校教书时，学校发不出工资，他就与当时共事的老师朱凤美、佘小松去安徽乡间做社会调查，写出了关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文章，希望政府能够了解农民的生活和辛苦。

　　在上世纪30年代，他在商检局工作，从在祁门成立合作社到以后搞统购统销，他工作的目的是去改进茶叶生产和制造的过程，减少中间商的剥削，保护最底层茶农的利益。

　　上世纪40年代，在武夷山，他与其他茶叶工作者一道，帮助茶农改进品种，提高产量，与那里的茶农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每次去外地疗养或参观，爷爷总是要到附近的茶厂去看看，去访问茶农。有农业部和贸易部的朋友来看他，他就与他们讲茶叶生产，但更多的是嘱咐他们不要与茶农讨价还价，要给茶农多一点利润。高粼溢、熊森和钱粱伯伯都曾听到过爷爷对他们说，不要去压茶农的价。庄学岚老师告诉我，上世纪50年代中期，有一次，她去看望爷爷，无意间谈起了国家的税收，爷爷生气地说：“是一种剥削！”听到他这样说，庄老师的心怦怦直跳，爷爷真敢说话，庄老师很受震动。

　　1982年，爷爷在庐山疗养，爷爷无心欣赏如画的景色，却马上和他认识的江西主管农业的人见面，联系去看庐山的茶场。随行照顾爷爷的表弟第一次去茶厂，茶农之贫穷、制茶工具之简陋，使他深感震撼。在回宾馆的路上，爷爷对他说：“中国的茶农是最勤劳的，他们的工作也是最辛苦的，种茶、养茶树、防虫，到了收获时节，茶要一片一片地摘。制茶的过程，要经很多道工序，但1斤茶卖不了几毛钱。”爷爷说，他从事茶业60年了，但茶农的生活没有多少改善。讲到这里，爷爷眼含泪光。

　　1976年的新年前，我正在顺义张喜庄阎家营插队。队里需要买马和骡子为来年的春耕做准备，但没有现金。我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爷爷。在我离开家回村的早上，爷爷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桌子上是两个牛皮纸的大信封，他说里面是他从银行为我取的钱，每包1万元。当我捧着沉甸甸的一书包钱急冲冲来到队长家时，看到的是队长目瞪口呆的脸。他赶快找来了队里的会计给我开了一张手写的借条，他和会计在上面签了字，那是一张薄薄的小纸片。夏收之前，队里还了一半钱，秋收后，队里还了另一半。

　　那时，我只是一个17岁的下乡学生，没有办法真正体会到爷爷借给我所在生产队那么多钱的心情。现在想来，在爷爷的眼里，我不过是他的小孙女，他与我所在生产队的农民素不相识，但他理解春耕农忙需要骡马的急切。后来，读了他的文摘，了解了爷爷的一生，我才懂得爷爷为什么会那么关心和信任我劳动过的生产队和那里的农民。因为，在他的一生里，他把自己当成了农民中的一员。爷爷对农民的感情是非常真挚、深厚的。他写了许多文章都是在为他们呼吁。“农民是最苦的，也没有人替他们讲话。是无声的，没有发言人。”爷爷就是他们的发言人。在那寒风呼啸的1924年新年，爷爷在他创刊的《新农业季刊》里这样写道：“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殷格尔说：‘人与自然以外，没有旁的东西。’这种重民主义的精神何等激昂，何等慷慨？我们专从农业来说：如果提倡农业，而不谋农民生活的健全；研究科学，而不为大多数的人民谋福利，尊物轻人，倒置本末……”

　　爷爷若天上有知，政府在多年前就取消了对茶农的税收，他会多么高兴。

　　爷爷若天上有知，茶农的生活有了极大的改善，他会多么高兴。

　　爷爷若天上有知，近年来，茶业研究者与茶农在茶业机械化和科学种茶方面取得了累累硕果，他会多么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