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茶人陈宗懋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载体，茶，一直以来都是中国人的骄傲；作为茶界唯一的工程院院士，觉农勋章获得者陈宗懋，则是茶人的骄傲。

　　有意思的是，陈宗懋虽然是以茶学专家的身份入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但是他在大学里读的专业却并不是茶学。1950年，17岁的陈宗懋报考了复旦大学农艺系，后来，全国院系大调整，复旦大学农学院被并入沈阳农业大学，陈宗懋也来到了沈阳农业大学学习。甚至大学毕业后，在参加工作的6年时间里他都还没有跟茶打上交道。直到1960年他被调入位于杭州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才顺理成章地干起茶业来，并与茶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

　　当时，国家正处在困难时期，还承受着西方的经济封锁和制裁，茶叶作为主要的出口换汇商品，担负着支持国家建设的重要任务。但是，茶叶中农药残留问题，却严重影响了我国的茶叶出口。当时我国茶叶农药残留分析还是空白，陈宗懋受命开展此项研究。他将大学里所学的知识，结合到茶园的生态特点上，潜心研究，揭示了不同类型农药在茶树上的降解规律，开创了茶叶农残研究领域，提出了茶树主要病虫害防治指标、茶园适合农药种类和合理施药技术，构建茶园有害生物综合防治体系，有效地提高了茶树病虫害防治水平，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茶叶农残量，为扩大茶叶出口，做出了积极贡献。

　　上世纪70年代，DDT、666之类的农药因为杀虫效果好、价格便宜，在全世界得到广泛应用，但就是不易分解，农残严重，因此，农业部决定茶叶中不准再使用这两种农药。然而，停用这两种农药后，残留虽有明显下降，可是降到某一伐值后就不再降低了，学术界对此十分困惑。陈宗懋从农药传播途径入手，将农残形成途径分为直接途径和间接途径，停用农药后，切断了直接传播途径，茶叶上的农残必然是通过间接途径形成的，他大胆提出设想，认为在其他作物上施用农药后，农药液体小颗粒随风飘移，沉积在茶叶表面，造成污染。有了猜想还远远不够，他深深地明白，科学的理论必须要有充足的实验数据作为支撑。于是，他选取距离施用农药的水稻田50米到100米的茶园作为数据采集点，进行科学实验。结果表明，稻田施用农药10分钟后，茶园内农药浓度上升了100倍！这就意味着，在茶园规划布局上时，必须将周围的作物考虑进去，不能在农田和林场、果园附近建茶园。

　　1984年起，陈宗懋任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在任所长的10年间，他不仅继续着科研工作，还肩负起推进茶叶产业化的重任。为此，他跑遍了各地茶区，几乎只要有茶的地方就有他的足迹。一面宣传茶叶科学知识，一面将外界的先进管理经验介绍给茶区人民。10年中，茶叶所科研与开发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29个研究课题和项目获国家和省部级奖励；组织召开了3次国际茶叶学术研究会。

　　20世纪90年代初，陈宗懋又开拓了茶园化学生态学研究新领域，从“茶树－害虫－天敌”三重营养关系间的化学通讯机制着手，明确了害虫定位茶树和天敌寻觅害虫的化学生态学机制，揭示了在一种植物上不同害虫诱发产生不同挥发性化合物以引诱各种天敌的现象，为寻求害虫防治新途径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20世纪70年代起，陈宗懋院士多次向农业部等部门提出在茶叶中禁用高残留和剧毒农药，选用低毒、高效、低残留农药的建议。1996年和1999年，分别向农业部提出在茶叶生产中禁用高残留的农药品种二氯杀螨醇和氰戊菊酯的建议，得到了农业部、化工部、商业部、卫生部专家的认可和采纳，并分别于1997年6月和1999年11月颁布在全国实施。针对国内出口茶农药大量超标的现状，提出建立生产基地和更换农药品种的建议，并向农业部建议茶叶生产中禁用农药名单，受农业部和各省邀请在各地举办培训班20余次，对降低我国出口茶的农残水平起到了关键作用，超标率由1999年的80%以上降至2006年的17%，得到国际公认和茶业界的好评。

　　陈宗懋在茶学研究中辛勤耕耘，硕果累累。他主编的《中国茶经》共180万字，由50多位专家学者集体编写，凝聚了中国茶产业发展之精髓，成为中国茶学研究中的扛鼎之作，迄今，该书已重印21次，销售超过7万册。他主编的另一巨著--《中国茶叶大辞典》，历时10年，共300万字，包含词条万条，于2001年出版。他还出版了7部专著，在国内外学术刊物和国际会议论文集上发表论文近300篇，译文100万字以上。

　　陈先生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极高，还精通日、英、俄、德等多门外语，每次出差都带着很多资料，中午休息时间都在学习；他不仅辛勤地耕耘于学术领域，还自觉地用所学所创积极为茶农服务、为茶产业服务、为国家服务，践行着吴觉农先生提倡的“茶人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