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点睛】连线专家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杜晓山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属于“民有民管”的合作金融，它对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是一个有益的补充，有效地满足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资金需求。政府应对其进行‘非审慎监管’，积极规范、引导这种民间借贷行为，既不能完全放任，也不能限定过紧。

　　“目前我国农村民间金融机构大体上有三类。”“中国小额信贷之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杜晓山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

　　第一类是经银监会批准，并在乡工商所注册的互助社，这样的在全国只有十几家；第二类是民间自发组织，未在银监会注册的，有1500家左右；第三类是国务院扶贫办、财政部在国家级和省级贫困县推行“贫困资金扶助项目”所设立的金融互助组织，截止2009年年底，此类有8000多家。

　　这些民间自发组织的“资金合作社”市场运行整体上较为正常，但存在参差不齐。某些地区出现过资金被大户占据，呆账、坏账多等情况。

　　杜晓山比较了上面所说三类金融机构的潜在风险：“第一类银监会批准的互助社，由银监会负责管理监督。第三类则由对口的扶贫办、财政部负责。而这第二类——自发组织的互助社监管上存在缺位，基本是‘民不告，官不究’。一旦出现问题，只能诉诸政府，由政府定夺。”

　　银监会对第二类“互助社”的态度是包容、开放的。但在运行中，地方政府、银监局对其态度不一，有所顾忌，各社发展并不平衡。

　　关于合作社的金融风险，他认为：“村一级是‘熟人社会’，金融风险相对较小，但乡镇一级则需要完善机制，适当加强监管。政府、银行需要去扶持，拓宽合作社的融资来源。另外，需进一步完善举报制度和定期报告制度。”

　　“农村资金互助合作社属于‘民有民管’的合作金融，它对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是一个有益的补充，有效地满足了社会弱势群体的资金需求。政府应对其进行‘非审慎监管’，积极规范、引导这种民间借贷行为，既不能完全放任，也不能限定过紧。”杜晓山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苑鹏

　　从长远看，合作社之间的资金互助将是发展合作金融的一条必由之路。与合作社成员内部的资金互助相比，合作社之间资金互助的业务平台明显扩大，因此调剂规模、涉及成员面也更大。于是，资金互助能避免因为某种农产品市场行情不佳，而殃及所有专业合作社社员，导致社员大范围的贷款拖欠，甚至出现大范围呆坏账的现象。

　　但这种形式的资金互助社，在发展初期，资金的经营风险也相应增大。一是随着经营业务规模的扩大，资金供应链条如果因某种农产品市场行情的剧烈变动而在某个环节上断裂，将波及更多的社员，直接影响到各合作社经营的稳定。二是成员间的信任纽带将随着成员规模的扩大、社区界限的突破，变得日益脆弱。合作社成员的还款将更加依赖正规性的契约合同，从而有可能加大资金运作的成本。三是在缺乏金融管理专业人才的现实条件下，资金互助社的经营风险加大。

草根金融论坛秘书长 谢勇模

　　我国现阶段推进合作发展的政策导向是从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专业合作组织开始的，而没有注意到应同时从资金等合作金融组织开始。我国绝大多数农户的农业生产特点是分散和兼业化经营，这决定了其专业化程度低，农民很难通过专业化经营联合在一起；在专业化程度相对高的地方，由于缺少资金支持也难以联合。没有资金的联合体，很难产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

　　长期以来，一部分人存在着这样的错误认识，以为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就能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其实，这是没有深入了解我国国情和农村实际情况的缘故:一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大部分农户都将保持传统的小规模的多种经营方式并存的生产生活经营方式，这是农户家庭经营稳定和规避风险的必然选择，也是造成农户专业化生产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而不同专业的农业生产主体是很难通过单一产业联合在一起的，因而靠专业化生产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是很难搞成功的。二是我国现阶段在推进合作发展的政策导向是从农产品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专业合作组织开始的，而没有注意到应同时从资金等合作金融组织开始。我国绝大多数农户的农业生产特点是分散和兼业化经营，这决定了其专业化程度低，农民很难通过专业化经营联合在一起；在专业化程度相对高的地方，由于缺少资金支持也难以联合。没有资金的联合体，很难产生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这就不难理解温铁军教授为什么会在第二届草根金融论坛上得出“目前70%的合作社都假的，都是部门加资本结盟的产物，是翻牌的”这样一个结论。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金融系主任　何广文

　　虽然国家已经意识到金融发展战略要转型，但是，转型的过程是漫长的。我们以资金互助形式搞信用合作，实际上是将金融资源的支配权还给民众。而对于长期以来已经习惯宏观调控、控制金融资源分配权的政府和政府部门而言，意识形态方面的扭转还做得很不够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