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到上塘纪念馆。
初夏时节，记者驱车来到江苏省泗洪县上塘镇垫湖村，满目丰收景象：金色的田野，收割机来回收割麦子，麦子的清香随风飘送。
如果不是村口那块“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石碑，人们很难想象，40年前，这里的农民分田到户，在江苏全省率先揭开农村大包干的序幕。
逼出来的大包干
“大包干，那是逼出来的！”说起往事，77岁的苏道永声音洪亮，中气十足，让人感受到当年他敢想敢干的勇气。
40年前，苏道永任上塘公社垫湖大队会计，在第五生产队蹲点。这里位于苏皖两省交界处，到处是贫瘠的岗坡地。“黄粘土，水不淌，十家九户都缺粮；破草屋，漏风墙，扯把稻草就当床”，就是当年上塘人的生活写照。
1978年，大旱，上塘公社人无粮、牛无草、地无种。作为上塘最穷的生产队，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小麦亩产20公斤，不到往年的一半，苏道永心急如焚，一心想给大伙找活路。
当年9月，苏道永到县里开会，听到农作物可以划到作业组的消息，觉得“上面政策有所松动”，回来就召集第五生产队25户村民开会。有人提议：农作物分到小组还是“大锅饭”，干脆直接“分到户”。
这想法，让村民们眼前一亮。一连十几天，大家每晚碰头，测算土地面积、划分好田孬田……
包产到户在当时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苏道永深知这样做的风险，但为了让村民吃饱饭，他豁出去了。9月底，第五生产队172口人，通过抓阄，每人分得1.5亩春田。他跟大家约定：收获后，每人上交集体玉米、山芋、花生157.5公斤，剩下的都归自己。第二年，每人又分得1亩小麦田。
“大集体时，队长吹哨上工，半个小时人也聚不齐，一上午就干两三个小时；包产到户后，男女老少都在地里忙活。”苏道永记得，分田后，地里不再长荒草。
人勤天帮忙。1979年风调雨顺，第五生产队迎来大丰收：玉米亩产近300公斤，过去才100公斤；花生亩产200公斤，过去仅50公斤……留足上交给国家和集体的粮食后，第五生产队出售余粮1.25万公斤，还清1000多元集体贷款。“1958年后，我们年年吃救济粮。直到1979年，生产队才第一次靠自己解决口粮。我家卖了5000公斤山芋干，拿到800元，当时一头牛只要五六百元。”讲到这儿，苏道永突然话锋一转，“江苏省里的纠偏工作组很快就来了”。
虽然大包干让农民不再饿肚子，但包产到户在当时仍是禁区。苏道永深知硬顶不行，便决定“打游击”。上面来人检查，他便把农民临时集中起来干活。
1981年2月初，新华社记者王孔诚、周昭先来到上塘采访，在当年3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发通讯《春到上塘》，反映包产到户给上塘带来的喜人变化。报道不避问题，写出上塘农民向责难自己的领导发出的呐喊：“俺们坐在粮囤上，只求你们说句话呀！”
历史为农民说了话。“1980年，大队办学习班，还是不准搞包产到户。”苏道永回忆，那年9月他接到通知去公社。“我跟老婆告别，交待如果我三天回不来，那肯定犯了路线错误。”当他忐忑不安赶到公社，见到泗洪县委办主任，被告知：“中央刚下发75号文件，你做对了！”他回到学习班，动员大家：回去分田吧。
1982年1月，中央下发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联产承包责任制。1983年1月，中央再发“一号文件”，肯定联产承包制是“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江苏随即在全省推广包产到户。
包产到户后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队长任孝干劳作场景雕塑。
从合到分再到合
包产到户让垫湖人吃饱饭，但当年的“分”带来的改革效应，随着时代变迁逐步弱化。上世纪90年代，由于观念固化，加之自然条件制约，上塘在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的进程中落伍了，种田望天收，工厂没几家。
1992年，上塘农民人均纯收入504元，不到江苏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这一年，垫湖村成为省定经济薄弱村。此后，包括上塘在内的西南岗地区8个乡镇，被纳入江苏全省扶贫攻坚重点片区。
“‘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改革精神从包产到户开始，就已根植垫湖村农民的血脉中。”泗洪县委书记王晓东说，垫湖村人激活改革基因，向贫穷宣战。
这一次，垫湖人决定从“分”走向“合”。2008年，正值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垫湖村启动土地集中整理，拆田埂，把小田变大田，全村新增耕地850亩。土地规模经营随之展开。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而到当年，垫湖村1.2万亩耕地已全部流转，进行规模化种植。
严跃是泗洪本地人，2012年看中垫湖村土地连片、基础设置配套到位，他以每亩每年700元的价格，到垫湖流转3500亩土地种粮。接手土地后，严跃投入400多万元改造农田。他告诉记者：“今年水泵站增容，水流量是原来两倍，1600亩水稻肯定能长好，赚90万元没问题！”
地流转给大户，把更多人解放出来。垫湖村3790人，1700名劳动力，最多曾有1000多人在外打工。留下来的人，不少到大户的家庭农场打工。严跃常年雇用15名垫湖村农民，他们每月收入2500元到3000元。尽管还是种地，但收入大不同。71岁的任孝勇有3亩地，原先种小麦、玉米，收成好时能挣一两千元。土地流转后，他每年有2100元租金，给大户打零工，一年还能挣1万多元。
航拍的垫湖村村民集中居住区。
岗坡地孕育新希望
十多米高的粮食烘干设备轰隆隆运转，货车将收割上来的小麦从一头倒入机器，烘干的小麦源源不断从管道口送出，落地成堆。
这么先进的烘干设备，属于垫湖村去年成立的农机合作社。这台设备一天可加工35万公斤粮食，今年垫湖村预计收获400多万公斤小麦，只要它开足马力，足以将这些小麦全部烘干入库。
“烘干一斤小麦，合作社收六分钱。小麦烘干后，农民可以放在合作社保存，也可直接卖给我们。”垫湖村党委书记周磊告诉记者，去年，他与村里几个大户合作，牵头成立合作联社，下辖种植合作社、劳务合作社、农机合作社，前后投入550万元。
烘干车间旁，十几台水稻插秧车一字排开，夏收结束，它们就将大显身手。人工插秧，一个熟手每天只能插一亩，工钱需要230元，而用插秧车，每台车一天插秧70亩，成本只有人工一半。今年随着这些插秧车投入使用，全村1万多亩水稻有望全部实现机插。
“推进农业现代化，必须处理好‘统’与‘分’的关系。‘统’得不够，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江苏省供销合作总社理事会主任诸纪录认为，提高“统”的水平，关键要发展以合作社为主体的服务组织，完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从而提高农业的组织化、集约化水平。
组建合作社，为大户提供从育秧、插秧到收割、烘干等全方位服务，将有力地支撑垫湖村的农业规模化经营。这是周磊对于“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思考与实践。
2008年，周磊高中毕业回村。作为垫湖村子弟，他这十年扎根乡土。为适应岗坡地的土壤状况，泗洪在西南岗地区推广种植耐旱的碧根果。2015年，周磊流转40亩地，发展碧根果育苗。去年，首批树苗出手，每亩利润达1.5万元。
周磊的示范很快见效。王旭浩是垫湖本村人，原先在北京打工，去年底回村，流转190亩地，与十多名村民一道，跟着周磊干。目前，碧根果育苗基地规模已达500亩。初春播下的种子，已长出十几厘米高的小苗。“等冬天长成出售，一株苗能卖28元，而一粒种子才1元钱，利润很可观。”王旭浩对未来充满信心。
“上塘已有1.5万亩碧根果、软籽石榴等经济林木，我们计划3年内再增1.5万亩，以提高土地产出率。”上塘镇党委书记蒋朝辉介绍说。周磊正在试种榉树等绿化苗木。他憧憬，待到绿满上塘，可以搞乡村旅游，把城里人请来看高低起伏的丘陵风光。
生在“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生在改革时代，700多名垫湖村外出打工的年轻人这两年回乡创业。他们胸怀梦想，在岗坡地里播撒孕育希望的种子。
家门口也有美好生活
40年前的垫湖，户无一块砖、家家住草房。这早已在春到上塘纪念馆定格成记忆。
今天，垫湖村1460户全部搬进集中居住小区。走进小区，如果不是路上摊着新打的麦子，如果不是家家一楼停放的农机，记者真以为置身城市小区。
2007年，垫湖村按“农民自愿、拆旧建新、不占耕地、分期建设”的原则，启动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污水处理厂、超市、社区服务中心、带“长鼻子”校车的小学、滨水公园……这些年，小区配套设施越来越多，农民生活越来越方便。
“现在这房子好，跟城里人住的一样！”86岁的垫湖村村民任来甫说，自己住过草房、瓦房，几年前到集中居住小区盖小楼。拆迁补偿款5万元，自己再掏2万元，盖起144平方米的小楼，他感觉“很划算”。
垫湖村距泗洪县城直线距离仅13公里，但过去交通闭塞，形同孤岛。周磊十几年前去县城读书，要走五六公里路，才能坐上进城班车。去年，从村里直通泗洪县城的垫湖公路通车，公交车直达村口，半小时一班，20分钟就能进县城。
补发展不充分的短板，上塘聚焦二三产业，去年引进投资千万以上企业8个，新增创业项目230个，孵化电商企业21家。全镇“三来一加”项目达106个，仅此就解决2470人就业。
6月7日，泗洪华芯电子厂垫湖村加工点，20多个年轻人围着长桌依次坐开，忙着拼装玩具。加工点负责人陈城说，“她们都是本村人，干活计件付酬。新手一个月能挣一两千元，熟手超过3000元。”
“回家住得舒服，又有活干，还能照顾老人和小孩。”29岁的华天天，上个月刚从南京的工厂辞职回家，到加工点上班。“现在每月工资2500元，不比在南京挣得少。”她感慨，家门口有好日子，应该再早点回来。
西南岗地区扶贫取得重要进展，上塘的自然条件及基础设施大大改善，加快发展的内生动力不断增强，这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去年，全镇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5.1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55万元，比上年同比分别增长15.3%和16%。作为江苏全省经济洼地中的洼地，经过40年的努力，上塘经济已达到泗洪乡镇的平均水平。
站上新起点，改革再出发。咬定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目标，上塘正在书写新时代“春到上塘”的新篇章。
交汇点记者 孙巡 徐明泽 季铖 泗洪县委宣传部供图
再说“春到上塘”
当年实施包产到户后，村民喜获丰收。
包产到户让农民吃饱饭
谈起江苏农村改革，江苏省政协原秘书长、省委农工部原部长吴镕是资深权威。他经历了包产到户在江苏从被反对到全面推开的全过程。
1980年，上塘已大规模开始搞包产到户，当年4月至6月，江苏省委三次派人到上塘调研，想搞清楚情况。第一次是江苏省农办政策研究处的同志，调研回来后给出四个字的结论——“平安无事”；第二次是省水利厅的同志，调研结论是包产到户确实提高了粮食产量，但还存在诸多问题；第三次是省农委的同志，调研后将包产到户定性为“修正主义复辟的典型”。“这是很严重的定性，在当时堵死了江苏发展包产到户的路。”吴镕回忆说，三次调研后，江苏省委决定不准在江苏搞包产到户。
1980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75号文件，提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1981年3月4日，《春到上塘》在《人民日报》见报后，更多人看到上塘搞包产到户获得丰收的消息。
“中央75号文件对包产到户开了个口子，《人民日报》又报道了，当年(1981年)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决定带队去上塘看看。”吴镕是其中成员，他记得到了上塘公社，一下车就看到一位村民正忙着打家具，便上前跟他攀谈。
“我今年25岁，吃了24年救济粮，今年粮食丰收，吃饱了饭，还娶上了老婆，打的家具就是准备给新房用的。”这位村民几句话，吴镕听得愣住了，也让在场的其他人很惊讶。
“当时我们组织村民座谈，还直接去村民家里了解情况。”吴镕说，他当时去的那户人家共有四个儿子，因为穷，都没娶上老婆，实施包产到户后，这家人第一次获得丰收，家门前堆满山芋干，“那户村民一直跟我说，是包产到户让他们吃饱了饭”。
这次调研，让江苏省委主要领导人真切感受到包产到户带来的变化，觉得“上塘的路子是对的”。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正式肯定土地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结束了关于包产到户的争论。1983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二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提出联产承包制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包产到户名正言顺地站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江苏各项准备也已就绪，便在江苏全省范围内推广包产到户。
“‘饿’出来的包产到户，体现农民的开创性和勇于探索的精神，也提醒政策制定者要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吴镕认为，任何改革都要遵循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基本原理，包产到户在我国的发展历程正好印证这一点。如今，农业发展导向从增产变成提质，走高效农业道路，依然需要做好制度安排，让农民农村农业更有活力。本报记者季铖
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江苏贡献
人们都认为，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包产到户的发源地。1978年12月，18户农户在严立华家里写下一份惊天动地的农民宣言书，一致要求包产到户，盖了血印。但据一些资料介绍，贵州省一些山区此前已实行包产到户。《改革开放口述史》中万里的文章——《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也提到，1978年夏秋，安徽省发生百年不遇的大旱，江苏省委决定借地度荒，搞好秋种。肥西县山南公社群众就自发搞了包产到户。
江苏省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面上虽然搞得迟了一些，但也不乏“闯”和“冒”的地方。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通讯《春到上塘》，介绍泗洪县上塘公社垫湖大队在1978年9月就实行分田到户，定产、定额承包，这比小岗村要早两三个月。短短一年时间，这里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为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
江苏对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最大贡献在于，探索了经济发达地区、高产地区也可以包产到户。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绝大多数贫困地区农业都已“大包干”。发达地区农业到底能不能包，“大包干”是否具有普遍的适应性？当时需要回答。
宜兴县在1982年推行农业包干到户生产责任制，当年粮食增产7000万公斤，工副业产值增长10%，农民人均收入增加50元。新华社记者周振丰深入宜兴农村调查，采写出题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业也可以包干到户》的调查报告。上报后，受到当时国务院总理的称赞，说苏南的问题解决了，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调查报告被分发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参阅。《人民日报》在1983年1月23日发表这篇调查，并配发《大包干不要再堵》的评论员文章，引起全国轰动。就这样，“大包干”在苏南太湖地区、珠江三角洲和胶东半岛等经济发达地区迅速推开。当时有人认为，宜兴县农民带头建立适合发达地区的农业经营体制，是继小岗村率先实行“大包干”后，农村改革的又一声春雷。
江苏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可贵之处，在于从实际出发，采取多种形式，不搞“一刀切”。苏南地区更多采取专业承包、包干分配的办法，淮北地区更多采取大包干的办法。据当时统计，包干分配占50.9%，包产到户占46.8%，还有1.4%生产队保持原来的经营管理形式，继续由大队或生产队统一核算。华西村老书记吴仁宝说，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华西村生产条件好，集体经济发达，就没有分，上面也没有指责。后来，中央决策讲，可以，可以，也可以，允许各地分散决策、分散风险。
（责任编辑：张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