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丽70年 奋斗新时代——新中国峥嵘岁月

编者按：

　　七十年峥嵘岁月，七十年铸就辉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新华社与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联合推出专栏《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新中国峥嵘岁月》，以图文等报道形式，回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新中国走过的70年非凡历程，重温一个个载入史册的重大事件、重要时刻，呈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昭示中华民族阔步迈向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1949年10月1日，人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新华社发

新中国诞生

　　新华社北京9月2日电  1949年9月30日，刚刚闭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郑重宣布：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中央人民政府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

　　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在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广场上，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艰苦奋斗的28年历程。

　　升旗结束后，毛泽东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接着举行阅兵式。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以连为单位列成方阵，迈着威武雄壮的步伐由东向西行进，分列通过天安门前。刚刚组建的人民空军的14架战斗机、轰炸机和教练机，在天安门广场凌空掠过。

　　阅兵式持续近3个小时，结束时天色已晚，长安街上华灯齐放，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的游行队伍高举红旗，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

　　当天，全国已经解放的各大中城市都举行了热烈的庆祝活动。10月1日这一天，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

　　新中国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重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中华民族发展进步从此开启了新纪元。

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

　　新华社北京9月5日电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纠集“联合国军”进行武装干涉，并派遣海军第七舰队侵入中国台湾海峡。此后，侵朝美军越过三八线，直逼鸭绿江，并出动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直接威胁到新中国的国家安全。虽然当时中国正面临着巩固政权、恢复经济的紧急任务，但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请求，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会议，经过反复权衡，在10月上旬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奉命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到1951年6月，历时7个多月，先后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进行五次大的战役，共歼敌23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在这场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涌现了无数英雄人物：罗盛教、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为了朝鲜人民，为了履行国际主义义务，许许多多的英雄包括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长眠在了朝鲜的土地上。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同时，国内掀起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阶层人民踊跃参军参战，捐献飞机大炮，慰问志愿军，订立爱国公约，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有力地支援了前方作战。

　　1951年7月，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经过两年的相持，交战双方于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定，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之举。这场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创造了以弱胜强的范例，极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心目中的威信，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

蜀道之难大改观

　　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1952年7月1日，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在成都火车站成渝铁路通车典礼上将红绸彩带用力一剪，标志着“蜀道难”的历史从此改变了。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我国从清末即开始在四川筹建铁路，民国时期也曾几次筹划，但延宕至新中国成立，川渝大地还是没有一寸铁轨。

　　1950年，成都、重庆刚刚解放不久，中央即决定修筑成渝铁路。同年6月，3万多解放军官兵带着未尽的硝烟，投入了筑路的战斗。随后，铁路沿线的农民也纷纷加入筑路大军。

　　成渝铁路动工之初，最大的困难是没有枕木。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几十个县发动了献卖木料的运动。成渝铁路所需要的钢轨和配件，国营某钢铁厂制造出来了。道钉、道岔和某些机器，重庆400多家私营钢铁厂承担起来了。十万劳动大军所需要的工具，重庆相关工厂的职工包做了。过去铁路上用的从美国买来的火药，西南的工厂自己能够制造了。完全用本国的器材修筑铁路，在我国铁路建设史上还是第一次。

　　成渝铁路的修建带动了当地工农业的发展。许多停工半停工的工厂恢复了生产，失业工人找到了工作，贫苦农民通过献卖木料、参加筑路增加了收入。这使沿线人民更加热爱自己的铁路，筑路民工更加尽心地为铁路服务。民工提出口号：“保证火车不在我做的路基上出事故！”沿线农民组织起护路队，许多妇女深更半夜还在线路上护守巡逻。

　　成渝铁路建成通车，形成了新的交通系统，密切了城乡之间的联系，促进了工商业的繁荣，为西南的工业化建设铺平了道路。

登上国际舞台

　　新华社北京9月10日电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表达了摆脱屈辱外交的决心和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略。朝鲜停战以后，国际局势有所缓和，新中国的国际威望逐步上升。中国政府代表团先后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是新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成功实践。

　　1954年4月至7月，周恩来率团参加日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国际会议。周恩来进行了紧张的穿梭外交，经过多方努力，会议达成《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印度支那基本恢复和平。会场之外，周恩来利用一切机会同各国代表团和各方面人士接触，他真诚、坦率、机智和潇洒的个人魅力，给人们特别是没有和新中国接触过、原来心存疑虑的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其基本内容是：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逐渐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1955年4月，周恩来再次率团参加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参会的一些国家由于对新中国不了解，在发言中批评和攻击共产主义。针对此，周恩来在发言一开始就明确指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会上的紧张气氛因周恩来的发言而改变。会议最终达成《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进一步体现和引申。

　　万隆会议上体现出的团结、友谊、合作的“万隆精神”，掀开了亚非各国人民和平共处、反对殖民主义历史性的一页，也为新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国际朋友。

婚姻自己当家

　　新华社北京9月3日电  1950年5月1日，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公布实施了。它明确规定：“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

　　几千年来，封建婚姻制度以夫权为中心，要求妇女恪守“三从四德”的封建礼教，把妇女压迫在社会最底层，并剥夺男女婚姻自由。婚姻不自由是旧中国封建桎梏的一个重要表现，酿成了无数人间惨剧。婚姻法的公布实施使无数受压迫的妇女获得了自由和新生。

　　1952年11月和1953年2月，中共中央、政务院先后发出指示，要求各地开展一次贯彻婚姻法的大规模运动，1953年3月，全国开展了宣传贯彻婚姻法运动月活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全国开展了广泛的宣传活动。大批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利用报纸、广播、连环画、幻灯、电影、戏剧等形式，在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宣传婚姻法，《小二黑结婚》《小女婿》《刘巧儿》等戏剧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经过贯彻婚姻法运动，在全国大部分地区，封建婚姻制度已被摧毁，广大群众普遍树立起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思想。占全国人口半数的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束缚下得到解放，参加各种生产和社会活动的热情高涨，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

　　婚姻法的颁布实施，从根本上动摇了封建婚姻制度和旧有家庭关系的根基，也从根本上触动了旧的传统思想观念和伦理道德，在全社会逐步建立起新型的婚姻家庭关系，促进社会风气发生了巨大转变。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

　　新华社北京9月6日电 1950年10月14日，政务院发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制定了上中下游按不同情况实施蓄泄兼筹的方针。新中国水利建设事业的第一个大工程拉开了帷幕。

　　1950年七八月间，淮河流域发生了特大洪涝灾害。河南、安徽两省共有1300多万人受灾，4000余万亩土地被淹。7月20日，毛泽东批示：“除目前防救外，须考虑根治办法，现在开始准备，秋起即组织大规模导淮工程，期以一年完成导淮，免去明年水患。”

　　在全国人民的支援下，治理淮河第一期工程于1950年11月底开工。数十万民工和工程技术人员奋战在治淮工程的工地上。1951年5月，中央治淮视察团把印有毛泽东亲笔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四面锦旗，分送到了治淮委员会和三个治淮指挥部，极大地鼓舞了治淮大军的士气。到1951年7月下旬，第一期工程全部完工。这期工程共完成了蓄洪、复堤、疏浚、沟洫等土方工程约19500万立方米（其中沟洫工程土工约1亿立方米），石漫滩山谷水库一座，板桥、白沙两处山谷水库的一部分，润河集蓄洪分水闸一座，其他大小涵闸62处，谷坊155座。

　　治淮一期工程的竣工，保证了1951年淮河流域的丰收。满怀喜悦的农民，纷纷给毛泽东写信报告丰收情形。

　　1951年冬，淮河两岸人民又投入了治淮二期工程的战斗中。1952年7月，治淮二期工程结束；1953年的治淮工程又开始了紧张的筹备。

　　经过8个年头的不懈治理，到1957年冬，国家共投入资金12.4亿元，治理大小河道175条，修建水库9座，库容量316亿立方米，还修建堤防4600余公里，极大地提高了防洪泄洪能力。

向工业国的目标迈进

　　新华社北京9月9日电  1953年10月27日，新建成的鞍山钢铁公司无缝钢管厂的汽笛一声鸣响，我国第一根无缝钢管轧制出来了。这标志着我国在向工业国转变的道路上迈出坚实一步。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无法生产这类工业产品。1952年国民经济恢复之后，现代工业在我国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也只有26.6%，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只有35.5%。新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就是要优先发展重工业，争取早日实现工业化。

　　1954年，中苏双方最终确定了“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涉及钢铁、有色冶金、煤矿、石油炼油、重型机械、汽车、拖拉机制造、化工、电力等方面。1955年7月，一届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五年内国家用于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投资总额达766.4亿元，折合黄金7亿多两，这样巨大的建设投资，是旧中国历届政府都无法企及的。

　　“一五”计划极大地调动了各行各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在新中国工业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诸多工业产品被制造出来：1954年7月，“初教5”飞机试飞成功，标志着中国航空工业由修理阶段跨入了制造阶段；1956年7月，载重量为4吨的解放牌卡车试制成功，标志着我国开始独立掌握汽车生产技术；1956年9月，国产B2-34中型坦克发动机问世，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坦克发动机的历史……

　　到1957年底，“一五”计划各项指标大都超额完成。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现代工业骨干部门建立起来，我国工业生产能力大幅度提高，工业布局不合理的局面得到初步改变。

根本政治制度确立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于1954年9月15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此前，一直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职能。

　　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1226名代表（实际到会1210名），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经过普选产生的。1953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成立了以刘少奇为主席的中央选举委员会。1953年4月，各级人大代表的选举工作开始。各地分别采取无记名投票、举手、豆选等方式进行选举。毛泽东等于1953年12月8日晚在北京市西单区中南海投票站参加了投票。

　　这次普选选出了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的代表人物，包括工业战线的劳动模范王崇伦、农业战线的劳动模范李顺达、耄耋老人齐白石、刚到选举年龄的青年女工郝建秀以及少数民族代表、归国华侨代表等。

　　1954年9月15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顺利开幕了。会议通过了刘少奇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周恩来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等一系列法律。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大会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9月28日，会议胜利闭幕。这次会议是我国人民民主建设的重要里程碑。以一届人大为标志，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新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正式确立。

废除封建土地制度

　　新华社北京9月4日电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这部法律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历史经验，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成为指导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基本法律依据。

　　土地改革的基本目的，是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解放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工业化奠定基础。土地改革的总路线，是依靠贫农、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新中国成立之前，各解放区就分期分批组织了土地改革。为保证土地改革法的正确实施，从中央到地方都抽调大批干部组织土改工作队，其中吸收了相当一批新解放城市的青年和学生，经过集中培训，认真学习土改法令，掌握各项政策和工作方法，分期分批下到农村开展土地改革。从1950年冬季开始，一场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在新解放区有领导、有步骤、分阶段地展开了。

　　土改后，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到1952年底，全国除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及台湾省外，广大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全国有3亿多无地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无偿地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和大量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要向地主缴纳约3000万吨粮食的苛重地租。

　　土地改革的完成，消灭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从根本上铲除了中国封建制度的根基，带来了农村生产力的解放、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封建斗争的一个历史性胜利。

共和国反腐第一案

　　新华社北京9月7日电  1952年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组织的公审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大会在保定举行，宣布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该二犯全部财产。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是1951年11月全国开始“三反”运动后揭露出来的第一大案。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直接督促案件的处理。刘青山、张子善分别是1931年、1933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天津地区任党和政府的主要领导职务。革命战争年代，他们曾被捕入狱，面对严刑逼供，坚贞不屈；和平时期，他们却居功自傲，贪图享乐，不顾党纪国法，贪污克扣国家救灾粮、河工粮、飞机场建筑费、地方粮、干部家属救济粮、治河民工工资、银行贷款等国家财产，为数达1716272万元（旧币）。他们还同私商勾结，用公款倒卖大批钢铁，中饱私囊，使国家蒙受很大的经济损失。

　　1951年12月，中共河北省委作出决议开除刘青山、张子善的党籍。华北局将处理意见上报中央，提议“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经过慎重考虑，并征求党外人士意见，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宣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刘青山、张子善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公审大会前，有人提出是否可以向毛主席说说，不要枪毙，给他们一个改过的机会。意见反映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建设革命化、现代化、 正规化的国防军

　　新华社北京9月12日电   1955年9月27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衔授勋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式实行军衔制。

　　27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将授予元帅军衔的命令状依次授予朱德、彭德怀等战功卓著的高级将领。随后，毛泽东又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分别授予在人民革命战争各个时期的有功人员。同日，国务院也举行了授予将官军衔的典礼，周恩来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分别颁发给粟裕等在京的将官。此后，各大军区也先后举行了授衔仪式。

　　早在1949年，毛泽东就宣告：“在英勇的经过了考验的人民解放军的基础上，我们的人民武装力量必须保存和发展起来。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1949年11月，空军领导机关正式成立；翌年4月又建立了海军领导机关。空军、海军正式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种。1950年，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防空部队、公安部队的领导机关也相继成立。此后，又建立了铁道兵的领导机关。

　　经过几年的努力，空军建立了航空兵师和其他勤务部队，海军建立了水面舰艇和航空兵部队，陆军各技术兵种也都达到了一定的规模。人民解放军完成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火箭和喷气技术、原子能技术等国防尖端科技开始进行研究。与此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后勤学院、总高级步兵学校和军事工程学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等适应培养现代作战人才的各类院校陆续建立起来，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院校体系。

　　至此，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迈入一个新的阶段。

 图为1955年10月1日，新疆各族人民欢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 新华社发

中华民族大家庭

　　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  1955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地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宣布成立。到1965年，加上新中国成立前就已经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我国一共建立了五个民族自治区。

　　在统一共和国的框架内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新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在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时，考虑到我国汉族占人口的绝大多数，各民族呈现出“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中共中央决定在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团结互助……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行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1952年2月政务院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对民族自治地方的设立及行政地位做了规定。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一整套符合实际的民族政策的实施，为处于游牧状态的少数民族定居下来过上文明幸福的生活提供了条件。世世代代游猎的鄂伦春人，建立了定居地，快乐地搬进了新房。长期过着老林栖身、兽皮遮体、野果充饥悲惨生活的苦聪人，走出林海，落户定居。

　　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政务院于1950年11月通过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和《筹办中央民族学院试行方案》。1951年6月11日，中央民族学院正式开学，各地也都建立起民族学院。少数民族干部源源不断地走上各级领导岗位。经过党和政府的努力，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新型民族关系开始形成，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有了很大进步。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

　　新华社北京9月14日电  1956年1月15日，北京各界20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社会主义改造胜利联欢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北京市市长彭真在会上宣布：我们的首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大地上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庆祝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完成。

　　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1953年，中共中央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在总路线的指导下，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行。农业一般经历了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手工业一般经历了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几个阶段；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大体经过了从低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统购包销、加工订货）到高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公私合营）发展的过程。

　　在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及完成以后，国家先后以“四马分肥”和支付定息的方式，作为和平赎买的代价，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0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这种做法，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

　　到1956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96.3％；参加合作社的手工业人员已占全体手工业人员的91.7％；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至此，中国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

　　伴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新的经济基础的建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科学文化体制基本形成。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

思考和探索中国自己的路

　　新华社北京9月15日电  “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苏共二十大后，毛泽东在1956年4月《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告诫全党“以苏为鉴”，思考和探索自己的道路。此后，党和政府进行了多方面探索。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明确提出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会后，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多个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文件，推动了全国知识分子工作的开展。全国一时掀起了一个贯彻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精神的热潮，吹响了“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号角。

　　为了发展文化和科学，5月初，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犹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团结的国家形象，反映了繁荣文艺、发展科学的时代要求。

　　9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指出：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们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1956年，是新中国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开端。这一年的许多重大举措，对以后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和风细雨”到“急风暴雨”

　　新华社北京9月16日电  1956年起，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急促完成，一些社会矛盾突出起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指出要警惕和防止干部特殊化，酝酿开展全党整风。

　　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毛泽东的讲话为全党整风作了思想发动。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广大群众、党外人士和党员积极响应号召，对党和政府的工作以及党政干部的思想作风提出了大量有益的批评和建议。

　　但在整风过程中，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发动进攻，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这种情况引起党的警惕。5月中旬毛泽东写出《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标志着中共中央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全国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反右派斗争猛烈地开展起来，直到1958年夏基本结束。

　　由于当时党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把一大批人错划为“右派分子”，误伤了许多好同志、好干部和同党长期合作的朋友。许多同志和朋友因而受了长期的委屈、压制和不幸，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不但是他们个人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党的事业的损失。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全面拨乱反正，被错划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改正。

“急急忙忙往前闯”

　　新华社北京9月17日电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通过了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以及“苦干三年，基本改变面貌”等口号。

　　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会后，以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大跃进”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并推动生产关系急于向所谓更高级形式过渡。

　　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会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

　　为了完成钢铁生产任务，全国城乡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群众运动。与此同时，全国农村出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高潮。很多地方不顾实际地宣布人民公社为全民所有制，并试点“向共产主义过渡”。

　　1958年秋冬之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开始觉察到运动中出了不少问题，从11月起，领导全党着手纠正错误。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有所转变，但“左”倾错误没有彻底纠正。在1959年七八月间召开的庐山会议后期，又错误地批判了彭德怀等人，随后开始了“反右倾”斗争，造成整个形势的逆转。

　　党从良好愿望出发，力图在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打开新的局面。但由于决策本身的失误和执行中的偏差，急于求成的努力不仅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遭受到重大的挫折。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中，形成了“一个中国”原则。

　　20世纪50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开始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与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但由于种种因素制约，这些主张未能付诸实践。

　　1958年10月6日，由毛泽东起草、以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公开指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

　　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可以照原有方式生活，军队可以保存，继续搞三民主义。1960年5月24日，周恩来将谈话精神概括为“一纲四目”，并通过张治中1963年1月4日致陈诚的信转达给台湾方面。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统一指明了方向，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确立奠定了政治基础。

翻身农奴把歌唱

　　新华社北京9月19日电  “太阳啊霞光万丈，雄鹰啊展翅飞翔，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驱散乌云见太阳，幸福的歌声传四方。”藏族同胞的嘹亮歌声，唱出了民主改革后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根据国内外形势，为维护民族团结，确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

　　中央政府保护西藏的政治、宗教制度，帮助发展西藏的经济文化，改善人民生活。西藏的社会经济在中央政府的帮助下有了很大发展。

　　但是，民族分裂分子却不断地蛊惑和策动武装叛乱。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发动全面武装叛乱。1959年3月28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命令》，宣布：“为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除责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彻底平息叛乱外，特决定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解放军驻藏部队按照中央的命令对叛乱武装发起反击，平定了这场叛乱。

　　平叛的胜利，为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创造了条件。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有农奴主和农奴两个根本对立的阶级。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三反”（反叛乱、反乌拉差役、反奴役）“双减”（减租、减息）和分配土地，百万农奴打碎了封建枷锁，成了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民主改革解放了社会生产力，翻身农奴有了自己的土地、牛羊，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其他各项建设事业也得到了迅速发展。

　　2009年1月19日，西藏自治区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决定，将每年的3月28日设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勇攀世界高峰

　　新华社北京9月20日电   1960年5月25日，中国登山队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成功地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完成了人类第一次从北坡登顶珠峰的壮举，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征服世界最高峰，是新中国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一个缩影。新中国成立后，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走上快速健康的发展道路。1952年6月10日，毛泽东为中华全国体育总会成立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12个字概括了体育工作的根本方针，极大地推动了我国体育事业发展。

　　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组织和动员下，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体育运动，工厂、学校、部队、机关以及农村都普遍开展各种体育活动，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也丰富多彩地开展起来了。

　　群众性体育运动的蓬勃发展，为竞技体育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一批批优秀的运动员、教练员，经过艰苦训练和顽强拼搏，不断打破纪录、填补空白，在举重、田径、乒乓球、游泳、登山等项目上取得显著成绩。

　　1959年4月，容国团在德国多特蒙德举行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奋力夺得男子单打冠军，为中国赢得第一个世界冠军。

　　体育事业的发展成为新中国蓬勃发展、欣欣向荣的重要标志。经过几代体育健儿奋发图强、团结拼搏、勇攀高峰，中国体育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正在向世界体育强国迈进。

“搞一个实事求是年”

　　新华社北京9月21日电   步入1961年，由于“大跃进”造成的严重后果，共和国“处于经济最困难的时刻”。1月，中共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正式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轨道。

　　在这次全会前后，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要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他提出，要“搞一个实事求是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认真进行调查工作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一封信》，指出：“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调查没有发言权，必须成为全党干部的思想和行动的首要准则。”

　　中央领导人身体力行，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八届九中全会一结束，毛泽东立即组织和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广东三省农村进行调查，在全党起了表率作用。

　　周恩来来到河北邯郸等地调查，将发现的问题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提出人民公社存在的主要问题，引起中央高度重视。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也深入基层，调查了解实际情况。

　　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及各省、市、自治区党政负责人也纷纷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

　　全党兴起的调查研究之风，有力地推动着党内认识的统一，推动了调整工作的进行。在充分调研、掌握情况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相继制定发布了一系列条例和文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为扭转困难局面，开展全面调整准备了条件。

　　（责任编辑：任智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