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薛仙舟

　　曾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的吴南轩，在纪念薛仙舟百年诞辰时撰文《大哉薛仙舟师，吾无能名焉》，称薛仙舟为其“平生受业中外良师中所最心敬崇拜之人 ”。文章深情地写道：“先生果何许人耶？称道者不一。论其生平行事，或曰，热烈反清排满，两次被捕入狱，先生是激进革命党人也；或曰，主张改造中国旧社会，提倡现代新生活，尤重清洁朴实习惯，以身示范，虽不以强聒人，而邻里生徒景从者众，先生是温和社会改革家也；或曰，洞悉资本制度流弊，提倡折衷经济学说，先生是理论经济学家也；或曰，首创中国合作运动，刊《平民》周刊，组织中国合作学社，拟具最完善之《中国合作化方案》，先生是致力推行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也；或曰，先后创办工商银行及国民储蓄银行，先生是伟大金融家也；或曰，既与陈果夫、戴季陶、叶楚伧诸先生过从甚密，亦时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诸人往还，先生是宽宏大度政治家也；或曰，任教复旦大学十余年，又兼中央政治学校合作学院课务，先生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育家也。”

　　革命党人、社会改革家、理论经济学家、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金融家、政治家、教育家……诸多身份合在一起，勾勒出薛仙舟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其中最值得称道的当属“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

　　从激进的革命者到虔诚的合作信徒

　　薛仙舟（1878—1927），原名颂瀛，字仙舟，广东香山人。他四岁丧母，九岁丧父，幼时生活极为艰辛。九岁时，他在亲戚资助下入天津中西书院就读，十六岁考取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前身）。

　　薛仙舟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晚清末年，清政府统治摇摇欲坠，康梁一派掀起变法维新的改良运动。年轻的薛仙舟深受改良思潮影响，在校内带头讲求时务，主张改革，成为学生领袖。北洋大学肄业后，薛仙舟走上激进的革命道路，与友人江为善密谋在惠州各县发动起义，因消息泄露而被捕。庭审时他镇定自若，侃侃而谈，自称是洋务派大臣盛宣怀的门生。主审县令不敢将其定罪，劝勉一番后予以释放。他的聪敏机智颇受其同乡唐绍仪称道。1901年，唐绍仪任天津海关道，选派薛仙舟官费出国，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其后，唐绍仪因公赴美，薛仙舟向其提出转学深造，随即获允，转赴德国柏林帝国大学专攻银行经济。

　　薛仙舟珍惜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和资源，深入观察、研究欧美社会经济状况，试图找出一条救国的道路。

　　留美期间，薛仙舟常课余走访粤籍移民后裔，从中接触到大量资本主义制度下贫富悬殊、民族歧视的社会现象，由此对资本主义制度深恶痛绝。到德国后，他发现一股新的思潮，即被称为“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的合作主义正在兴起。

　　十九世纪中后期，德国人雷发巽率先倡导的信用合作社在欧洲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德国作为合作主义的发源地，不仅理论更加系统完善，实践基础也更为坚固。薛仙舟在德国留学期间，经常去听德国经济学者关于合作主义的讲学，并对德国的合作经济进行了深入的考察研究。在他看来，合作主义主张民众的联合与合作，摒弃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赤裸裸的剥削关系，通过和平的改良实现一个人人和谐共存的理想社会，因而具有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的双重功能。从此，薛仙舟放弃了早年坚持的激进主义革命思想，开始主张通过建立合作经济制度对社会进行和平改造，成为一名温和的合作主义者。

　　确立从事合作事业的信仰后，无论当何时、居何处、做何事，薛仙舟总不忘为合作主义宣传呐喊，其执著与最虔诚的传教士无异。
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合作宣传

　　回国后，薛仙舟一边实地考察，一边开始宣传合作思想。

　　1914年，薛仙舟应复旦公学（复旦大学前身）校长李登辉（1872-1947，印尼华侨）邀请到复旦任教，讲授德文、公民、经济等课程。 1917年，复旦鉴于文史科已为清华、北大与东吴大学等所专擅，遂以经济学为立校特色；又根据上海工商业发达的实际情况，创设商科，并迅速发展成复旦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学科，也成为薛仙舟宣传合作思想、培养合作人才的基地。

　　新文化运动期间，合作思想随着其他新思潮一起涌入中国，首先在知识分子及商界内得到广泛传播。为了进一步推广合作制度，1918年，薛先舟专程赴美搜集大量合作制资料，以此作为教学和实践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鼓励学生学以致用，在实践中更深层地认识、推广合作制度。

　　1919年10月，薛仙舟联合部分复旦师生，自筹资金，创办我国第一个信用合作社——上海国民合作储蓄银行（简称合作银行），并任首任行长。

　　合作银行是中国最早的合作金融组织，也是我国早期合作运动重要成果之一。在“以合作精神发展国民经济、补助小资本营业”理念的引导下，合作银行开设了公积金，实行储蓄存户与股东均分红利。在校方的支持下，时任副行长的复旦学生卞燕侯曾专程赴天津考察银行钱庄，为经营银行积累经验。由于较好地与社会相结合，银行经营时间长达十余年，而同期其他院校组办的合作社大多仅能生存两年。随着银行业务的展开，合作思想对复旦学生的影响也与日俱增。应学生要求，学校创办了“合作食堂”，由同学管理全校膳食。

　　1920年，复旦学生李荣祥、黄华表、毛飞等组织“《平民》周刊社”，发行《平民》周刊。1922年“《平民》周刊社”更名为“平民学社”。学生们深受新文化狂澜的洗礼，沉醉于各种救亡思想的激烈交锋，同时又深感新文化运动脱离民众，因此发行周刊，希望以此教育平民，唤醒民众的觉悟。不久学生们就发现，为生计奔波的工人和农民对他们的大声疾呼无动于衷，《平民》周刊发行寥寥。

　　薛仙舟的到来改变了平民学社。他建议学社以研究合作社思想为中心，宣传能使工农大众受益的合作运动，并把留学欧美期间收集的合作书籍和资料交给学社成员翻译发表，使学生们深受鼓舞。从第五期开始，《平民》周刊成为以研究宣传合作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刊物，开始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思想宣传工作。此后，平民学社还与国际合作联盟建立联系，将中国的合作事业介绍给世界各国，成为中国合作事业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转型后的《平民》吸引了包括国共两党早期领袖在内的众多思想活跃的青年，因而获得强大的生命力。旅日学习合作思想的共产党早期领袖于树德，在《平民》上发表了《日本新创立的一个“消费合作社”》等文章。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邓中夏也为《平民》写过稿。《平民》引起大众的关注，发行量猛增。办刊四年间，学社共发表了800余篇有关合作主义的文章，其中约600篇为译文，200多篇为学生和投稿人自己撰写。1924年7月，学社因社友四散而中辍，《平民》也随即停刊。

　　上海国民合作储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