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合作运动之大师”——薛仙舟

银行和《平民》周刊的并行运作，是薛仙舟合作运动实践双管齐下、理论与实务并重的集中体现。他在复旦任教十余年间，一直高举合作主义的鲜明旗帜，通过创办合作银行和指导《平民》周刊，使合作主义思想扎根于众多优秀青年知识分子心中，也为后来合作主义的全国性传播与实践铺就道路。他的学生中，余井塘、寿勉成、许绍棣、王世颖、张廷灏等人成为合作事业的有力支持者。寿勉成、王世颖日后还担任了南京国民政府合作事业管理局的第一、二任局长。

　　起草中国合作化的纲领——《中国合作化方案》

　　国民党元老陈果夫，早年曾师从薛仙舟学习德文。据陈果夫回忆，“先生与人只谈合作主义”，因此在德文课上，陈果夫更多接触到的是薛仙舟的合作主义思想。受其影响，陈对合作主义笃信不疑，此后更锲而不舍地推动中国合作运动。1920年，陈果夫在上海组织“上海合作同志社”，专门从事合作研究与宣传。1927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薛仙舟应陈果夫请求，起草了《中国合作化方案》。

　　方案以实现全国合作共和为宗旨，系统阐述了在全国范围内普及推广合作运动的理念，并提出合作执行部门（全国合作社）、合作教育部门（合作训练院）、合作金融部门（全国合作银行）三足鼎立的合作化构想，集中体现了薛仙舟“以合作救中国，以合作治中国”政治主张。

　　根据《中国合作化方案》，全国合作社是全国合作运动的总机关，以发起、组织、指导、监督和资助全国合作事业为职能，对全国经济和民众本身实施改造，以奠定合作共和之经济、政治基础。在机构设置和规划上，薛仙舟格外重视人才选拔，他曾说，“倘人之自身，不先彻底改造，则虽有绝好的制度，也是徒然 ”。他对人才有着近乎苛刻的要求和期望，他说“倘要民众本身的改造，则必须先有人才，他们自身曾经受过严密的训练，具有许身于民众的决心……投入民众之间，与民众共同生活，共同尝甘苦。去服务民众，教导民众，辅助民众，使民众与之同化……必如此，然后民生主义始能真正实现，革命才算是成功。”为此，薛仙舟把全国合作社社员分为四等：普通社员、基本社员、特别社员和赞助社员，并特别说明“有决死精神者归属特别社员，为实现合作共和之核心，是所有社员中最重要的一种。”

　　合作训练院是合作事业的教育部门，旨在通过宣传、教育和培训，使一般民众接受合作思想，了解合作社的知识和组织原则，在全国营造民主与合作的氛围。薛仙舟重视妇女在合作运动中的地位，因此合作训练院专设女子部，训练女合作员。他的理由是，“在民众中做工作，女子至为重要。四百兆的民众中，有二百兆是女民众，没有女子工作，是不易成功的。合作以家庭为本位，女子乃家庭的中心。女子如不了解合作，赞助合作，合作前途，障碍滋多。男子的生活，最易受女子的影响，故女子尤须受特别的训练，助成男子刻苦耐劳的简单生活。”

　　全国合作银行是信用合作的中央调剂机构，也是合作运动的核心。因此，在整个方案中，薛仙舟对全国合作银行的规划最为详细，从招股派息，到组织人事、营业范围、地点分布等都作了说明。他还主张，全国合作银行有发行长期债券之特权，专做住房合作、农业合作、劳农事业等等的长期放款。方案指出，上海是天然的消费合作、住房合作、信用合作的中心，所以全国合作银行总行设在上海，并随时在国内各地酌设分行。为联络华侨，吸收侨资，在海外也要设立分行。

　　薛仙舟的著述极少，《中国合作化方案》是他一生从事合作研究与实践的结晶。方案理念清晰、特点鲜明：其一，薛仙舟人治观念浓厚，因而在方案中他兼重合作组织的经济改造与社会改造双重功能，希望把制度的革新与人的改造统一起来。其二，薛仙舟希望借助国家权力构建全国化的合作事业体系，由上而下地推进合作事业。当时除了比利时农民互助社外，各国还没有这样的先例。薛仙舟并未像他人一样沿袭照搬国外的做法，而是根据实践和国情提出了超越传统的理论。其三，薛仙舟把合作社看作实现民生主义的最佳途径，主张都市与农村应同时推进合作事业。他说：“及至每个小村落，每个工厂，每个团体，每条马路，每条里弄，皆有合作机关星罗棋布，全国合作化了，然后全国问题才能根本解决，革命才算真的成功。”

　　中国合作运动的永久遗憾

　　薛仙舟起草方案的时候，正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大规模的国家建设提上日程。选择何种建设方略，实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方案完成后，胡汉民、陈果夫等国民党高级官员对他大加赞许，陈果夫还向蒋介石力陈合作社乃“抵制共产主义，实行阶级协调”的一大法宝。蒋介石当即接见薛仙舟，表示全国统一后即组织实施该方案。不久，“国民政府”决定设立经济设计委员会，由薛仙舟主持，借此推行中国合作化工作。不过，此时的薛仙舟却面临“进退两难之势”。

　　1927年8月7日，薛仙舟致函陈果夫，称叶楚伧再三敦促他前去主持筹备农民银行。在薛仙舟的构想中，这个农民银行就是方案中的全国合作银行。他十分高兴，认为如筹划成功，实为“我国大规模的合作运动之一绝好机会”。他在犹豫，是等整个方案决定后按计划推进，抑或立即先行筹备合作金融机构。世事难测，还未等薛仙舟做出决定，8月13日，蒋介石、胡汉民就在国民党内部争斗中失利而被迫辞职，推行合作方案的计划遭遇波折。多年的理想在将要实施之际又化为泡影，薛仙舟备受打击。

　　9月初的某天，薛仙舟意外受伤，因治疗延误，病情急剧发展。医生主张截肢以保全性命，但他认为身体残废则影响思想的完整性，坚决反对截肢，致使病情日益恶化。9月14日，薛在病床上问妻子：“（上海国民）银行是否仍由章（益）君继续维持?” 妻子点头称是，他即溘然长逝，临终并无一语及私事。身后留下一双女儿，大女德音三岁，小女徽音仅六个月。实施《中国合作化方案》成为他未竟的心愿。

　　薛仙舟的早逝，是中国合作运动的重大损失。他毕生心血凝聚的《中国合作化方案》，成为中国合作运动史的经典文献，至今日仍闪烁着思想的光辉。他对国民政府推进合作事业影响深远，其弟子陈果夫是国民党合作运动的政策制定者和倡导者。陈果夫创办的中央党务学校（后改为中央政治学校）成立合作组、合作学院、合作指导研究班，培养出大批合作人才。在中央党务学校任职的人中，好几位是曾追随薛仙舟宣传合作、创办《平民》周刊的复旦学生。

　　薛仙舟逝世后，复旦大学将新扩建的图书馆命名为“仙舟图书馆”，以示永久纪念。2005年9月，复旦大学百年华诞，仙舟图书馆被改建为“复旦大学校史馆”，薛仙舟和从事合作运动的珍贵史料就珍藏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