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户一猪终成昨 散养户日落西山

　　1978年11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一个不起眼的角落，一篇题为《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新经验》的“豆腐块”跃然纸上。

　　“实行公有分养的新办法”、“交售一头可自宰一头”，这些曾被划为资本主义尾巴的做法，被《人民日报》当作提高养猪效益的新办法推广。此时，距被载入中国史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还有20天，一缕春风吹醒了中国的养猪业。

　　1979年10月，广东省阳春市人民桥瓷厂职工许经权买了8头母猪，搞起了家庭副业。这在当时一户一猪的年代，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2008年11月，广三保畜牧发展有限公司肇庆广宁猪场从美国引进的1600头种猪已经准备生产，董事长谭德明丝毫不敢掉以轻心，这仅是这家年出栏30万头生猪的养殖企业4个规模猪场之一。

　　30年间，中国的养猪业已经从一家一户的庭院养猪走上了规模化养殖的产业化道路。生猪出栏率从1978年的53%上升到2006年的138%；饲养天数从300天左右缩短到180天左右；良种覆盖率从上世纪80年代的30%增长至90%以上……

　　透过这些枯燥的数字，我们看到的是养猪业为中国人解决温饱做出的巨大贡献，还有养猪人30年间历经风雨的辛酸苦辣。

　　猪肉统购统销　农户小打小闹

　　农民养猪目的很单纯，换点“活钱”，供孩子上学，家里过年过节能有点肉吃。猪农们纯朴的梦想被猪肉统购统销政策捆绑着。

　　许经权买回8头母猪喂养，被戴上了阳春最早一批“规模养猪专业户”的帽子，这让全家一度很紧张。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在全国推行，国内个人、民营养猪兴起，但在统购统销的政策下，养猪业仍然停留在“一人一猪、一亩一猪”的方式上，养猪还是属于家庭副业。

　　“那时候的猪棚都是用沥青纸搭建的，非常简陋，喂猪的猪食是用米糠、番薯苗、麸皮、咸鱼仔混着煮熟做成的，一头猪每顿要喂一大桶，父母、老婆、孩子，家里所有的人都要来帮忙。”许经权回忆。

　　许家养猪的目的很单纯，换点“活钱”，供孩子上学，家里过年过节能有点肉吃。后来，这个简单想法被升华为“致富”。

　　然而，猪农们纯朴的梦想被尚未放开的猪肉统购统销政策捆绑着。“当时一担100斤的猪肉收购价格64.6元，相对粮食价格，农民养猪基本没钱赚。”收猪起家的广东新兴食品集团总经理杨秉权回忆说，当时农民养猪往往仅是要完成国家的统购统销任务，没有积极性。

　　为鼓励农民养猪，国家收购生猪的政策也开始逐步放开。从改革开放之前的“卖六留四”，即国家收购六成，个人以肉票的方式留四成，改为“卖五留五”、“卖四留六”。但始终无法彻底激活农民养猪积极性。

　　当时广东的食品公司还在乡村大力推广“小群猪、小群鸡”的饲养模式，以6头猪以上为一个小群集中饲养。为鼓励农民养猪，农民每卖100斤的猪，还奖励140斤玉米。

　　转机出现在1984年，12月召开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逐步改革原来的统购统销制度。”1985年1月1日，中央1号文件明确取消了生猪的统购统销政策。

　　中国的养猪产业迎来了第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1984年，全国养猪最大的引进项目——年出栏10万头的深圳广三保万丰猪场开始基建。